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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臺灣學者對毛澤東戰略的評價

        時間:2012-01-13 12:06來源:海峽評論 作者:戚嘉林
        國防科技跨越半個世紀 2008-5-3 22:06:40 中國崛起之路 戚 嘉 林 (臺灣佛光大學教授 國際關系學博士) 原載:《海峽評論》 中華帝國、奧地利帝國(Austrian Empire)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曾于19世紀并立于世,惟后二者已遭列強支解,萎縮成今
        國防科技跨越半個世紀 2008-5-3 22:06:40 中國崛起之路 戚 嘉 林 (臺灣佛光大學教授 國際關系學博士) 原載:《海峽評論》

              中華帝國、奧地利帝國(Austrian Empire)與鄂圖曼土耳其帝國(Ottoman Empire)曾于19世紀并立于世,惟后二者已遭列強支解,萎縮成今日中歐的奧地利與中亞的土耳其,只有中國仍屹立東方,并于21世紀初崛起。
            中國于1949年完成統一,并于今日成為「后進入」近代的崛起大國;厥桩敃r統一之際,除社會經濟極度落后,還須面對列強的圍堵與遏制,外加走過彎路,受到重創。在這樣困頓的情勢下,仍能復興崛起,甚至開漢、唐未有的盛世,成為世界近代史上民族復興的典范,絕非僥幸,那是中國人一步一腳印艱苦拚搏奮斗的成就。那段民族拚搏的崢嶸歲月,是我們民族引以為傲的壯麗史詩。 振興中國的使命 列強之所以能橫行天下,是因為他們「先進入」近代,亦即先行完成內部政爭與政治體制的整合,及有能力以近代科技生產先進軍事裝備。
        前者使西方列強可藉自由、民主、自決、人權等亮麗口號,在意識型態上顛覆后進國家,后者使列強恃憑先進武器干預、訛詐、裂解或侵略后進國家。 18世紀末法國大革命的政體整合過程,尸橫遍野,白色恐怖下千萬人頭落地,斯時革命家羅蘭夫人(Madame Roland)在被送上斷頭臺前,留下對無序自由的痛心名句「自由、自由,多少罪惡假汝之名而行」。至于美國,其在1861-1865年間的內戰中,南北雙方戰死將士共61.7萬人〔注2〕,占當時全美總人口3,100萬〔注3〕的2%(這還不包括傷者)。斯時,美國南方人民是沒有自決與分離公投的自由,即使今天也沒有。
        1949年10月,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以雷霆萬鈞之勢,迅速完成統一大業。相較美國,國共內戰完成不完全統一(因臺港澳除外),較美國南北內戰完成統一,整整晚了84年。中國完成統一后,緊接著的首要使命就是建立獨立自主的現代國防體系,使中國免于外敵侵略。然而,在此之前,中國飽受列強侵凌,慘遭蹂躪。與此同時,則面臨美、蘇列強對我廣大領土的虎視眈眈,東南臺灣國府又不時反攻突擊。最嚴峻者,是國防科技與西方差距不但宛如隔代,有些可說幾近原始。因此,這一次的全國統一,其處境艱險遠非元明、明清的改朝換代所可比擬,因為它還肩負著振興中國的使命。 落后宛如隔代 抗戰勝利,那是慘勝,歷經百年戰亂,中國已是一窮二白,海軍主力已在1895年的中日海戰中,全軍覆沒,僅存的小型艦艇,也在八年抗戰中遭日軍摧毀殆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0月國府派1,500名海軍官兵自福建馬江渡海抵臺灣基隆接收,是分乘二十艘雇用的大帆船,好似時光倒流。戰后國府從同盟國那兒分到34艘日本本土殘存的艦艇,及國府以喪失主權為代價獲自英、美所贈1920、30年代所造十幾艘千余噸老艦,這也是解放軍海軍1949年所接收的主力兵艦〔注4〕。1949年10月新中國成立之際,中國完全無力自制汽車、坦克、戰機、軍艦與潛艇。斯時,解放軍甚至無力修復日軍所留坦克內已遭毀壞的無線電通訊設備〔注5〕。
        1950年初解放軍成立雷達部隊,卻不會使用所繳獲的日本雷達〔注6〕;但戰敗的日本,在1941年12月發動偷襲珍珠港前夕,卻擁有飛機2,400架、甲級巡洋艦18艘、乙級巡洋艦20艘、驅逐艦112艘、航空母艦10艘、潛水艇65艘、戰艦10艘〔注7〕,其中「大和號」戰艦排水量是高達65,000噸。 中日相較,十年前日本擁有的強大陸?哲,除體現其先進的國防科技與雄厚的重工業實力外,亦體現其官兵素質,是有駕駛潛水艇、巨型戰艦與航空母艦的能力;但戰功顯赫的「人民解放軍」,干部戰士卻大部份是文盲。中日兩軍官兵文化水平反差之大,由此可見。自1950年起的三年間,全軍曾掀起向文化大進軍的高潮,才將部隊戰士的文化,普遍提升至高小以上程度,有些達到中學或更高的程度〔注8〕。 成立「中國科學院」 面對如此嚴峻落后的情勢,建立自主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是攸關中華民族存亡的大事,刻不容緩。中國共產黨于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門前舉行開國大典后就迫不及待地于11月1日成立了「中國科學院」。
        1950年,周恩來曾寫過幾百封信,呼吁海外學子回國。是年,共有二百多名海外杰出的科學家返國,例如鄧稼先、金星南、蕭健等。1951-57年間又有錢學森、陳寬能、郭永懷等一批科學家返回內地。一時間,中國科學領域群星璀璨〔注9〕。最令人動容的是,這些科學家在歐美多已獲理工的博士學位,在專業領域各有傲人成就。但這次國家的再統一,是中國自大清覆亡后的實質一統,雖然百年戰爭,國家處于極度落后的窮困狀態,但血濃于水的民族情,召喚著這群身懷絕技的科學家,放棄海外優渥待遇,甚至突破美國特務重重阻攔,攜家帶眷,回歸祖國,為建設明日中國獻身。
        「抗美援朝」干綱決斷 就在解放軍南下勢如破竹的1949年春夏,面對世界已分裂成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和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兩大陣營,毛澤東審時度勢地先后提出了「另起爐灶」「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和「一邊倒」的外交大方略;前二者即不繼承滿清與國府兩舊政權與列強建立的不平等關系,清除西方在華勢力后,再與西方建立關系;后者即二選一地加入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第二年夏1950年6月25日,韓戰爆發(1953年7月27日停戰),毛澤東干綱決斷,在中國百廢待舉之際,于同年10月派遣「中國人民志愿軍」渡過鴨綠江,抗美援朝〔注10〕,使蘇聯有和平環境從事二戰后的復原建設。
        韓戰期間,「中國人民志愿軍」11.5萬人陣亡、22.1萬人負傷〔注11〕,戰費支出高達100億美元,多是向蘇聯購買武器,所購武器許多還是過時武器。但「抗美援朝」對中國的正面歷史意義,除了御敵于國門之外,是使美國日后無法直接侵擾東北,提供和平建設東北的環境,且因戰爭結盟的友好政治氛圍,虎口拔牙,使蘇聯于1952年歸還東北的長春鐵路,1955年歸還旅順、大連港和解散其在新疆、大連等一批剝削我方的中蘇「合資公司」〔注12〕。此外,無論毛澤東是否已經預見或未能預見,筆者認為「抗美援朝」最重要且影響最深遠者,是為中國換得建立從無到有之初步國防科技與重工業體系的蓋世機遇。
        就俄人的立場而言,斯大林對中國的興盛衰敗常處于矛盾狀態,斯大林不愿毛澤東揮師渡江一統中國,但中國的勝利又曾使他振奮。中國實施「一邊倒」的外交政策,從而與美、英、日、法等西方陣營抗衡,雖然使斯大林感到社會主義陣營的強大,但「一邊倒」仍不足以使斯大林放心,因為他怕中國會成為南斯拉夫,毛澤東會成為另一個狄托。及至毛澤東派軍入朝,血戰美軍,斯大林才相信中國不是南斯拉夫,不是狄托。當然,從民族利益上看,斯大林雖然很難承受中國強大到接近蘇聯的程度,但剛成立的新中國又太弱,其工業落后的程度如果不加以改變,中國僅憑其豐富的人力難以抗衡美日構成的東方威脅。給予中國一定程度的支援,協助中國改善其工業落后狀態和改進其軍事裝備,是符合蘇聯的利益,這在朝鮮戰爭中尤其必要〔注13〕。
        當時在華與中國人并肩對抗美國的蘇聯專家,將中國軍事學校仍處于培訓低階人才的信息,反饋給蘇聯的將軍們,經研議后,將軍們向斯大林提出除非中國能再提升現有的軍事裝備水平,否則中國很難擔當社會主義陣營東方砥柱的意見。因為,與美軍相比,解放軍裝備之差,近乎原始。因此,在朝鮮戰爭激戰中的1952年春,斯大林建議毛澤東辦一所培養軍事工程人才的軍事技術學校,并表示可派出專家協助辦!沧16〕。 毛澤東與周恩來,精準地抓住此一歷史機遇。
        韓戰可說是二戰后的局部現代化戰爭,韓戰不但使中國人有機會直接從戰場上獲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輕武器和重武器〔注17〕,也使中國領導人深刻了解其與蘇聯、美國武器裝備相較的隔代差距。故周恩來立即于同(1952)年6月3日代表中國政府向蘇聯提出,要求派遣專家協助建立高級軍事工程技術學院。與此同時,中央密電在朝鮮戰場上的副司令員陳賡大將返京,籌辦高等軍事工程學院?倕⒏笨傞L粟裕并特許辦校經費實報實銷〔注18〕,因為這是百年來我們民族第一所培育國防尖端科技人才的軍事大學。
        斯時,斯大林的威權在蘇聯達到頂峰,斯大林的命令是被認真的執行,故蘇聯航空專家奧列霍夫中將旋即率四名專家先于7月飛抵北京。陳賡大將除立即勘選哈爾濱為校址,懇切延攬與征調全國一流理工學者任教,秘密開展招生,另并征調數千名干部戰士,日以繼夜大興土木建筑校舍。9月3日周恩來和陳毅二人并親自主持專門討論建校問題的聯席會議,會上周恩來要求各單位全力支持。次(1953)年9月1日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簡稱「哈軍工」)開學,同年底「哈軍工」已購進教學用設備、模型等9,500件,教具8,600件。1954年底學校已建成五座教學大樓、一座萬余米的實習工廠、399個實驗室與兵器陳列館、75間教研辦公室〔注19〕。 斯時,陳賡等一批英雄群體,懷著振興民族國防的強國夢,在北國荒原平地拔起一座被列為重大機密的現代軍事科技大學,全校教授盡力為培育中國未來國防科技人才,為鑄造祖國明日的衛國長劍而努力!腹姽ぁ沟慕ǔ,標志著中國國防現代化向前跨出重要的一步,它為中國培養了上萬名高質量的軍事工程技術干部,為日后中國發展核武、宇航科技、超高速巨型計算機技術等提供一批科學鉅子!腹姽ぁ箍烧f是近代國防建設史上的一座豐碑,為中國國防現代化奠下堅實的基礎〔注20〕。
        關于毛澤東的研究,雖然汗牛充棟,但誠如內地暢銷書《毛澤東傳》作者羅斯.特里爾(Ross terrill)所云,由于無法研究中國的軍事檔案,而難洞悉歷史真相。特里爾就誤認毛澤東「不熱心發展擁有大量昂貴常規武器的中等水準的正規軍」〔注21〕;1946年8月,毛澤東在與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對話時,提出「原子彈是紙老虎」的著名論述〔注22〕。關于毛澤東鄙視核武原子彈一事,昔日兩蔣臺灣當局即就此事于島內外全面妖魔化毛澤東。影響所及,日前余與臺灣某企業家友人話及此事,友人認為核武器可怕是一件常識,但毛澤東卻無知地鄙視核武器,從而認為毛澤東不學無術,并對毛澤東「原子彈是紙老虎」之說,痛心疾首。海外華人亦不乏認為毛澤東在核武問題上無知,歷史學者唐德剛,也以此事冷嘲熱諷地抨擊毛澤東〔注23〕。
        回首1954年秋某日,地質專家將在廣西開采到的鈾礦石送到北京(該礦石是次生礦,開采價值不大,但證明中國的土地上有鈾礦,因有次生礦就很可能找到原生礦)。當時任地質部副部長的劉杰,第二天就奉召帶著一塊次生鈾礦石至中南海匯報,因毛澤東一定要親自看一看鈾礦石。事畢劉杰離去前,毛澤東在門口握住劉杰的手,告以「這是決定命運的」(劉杰后任地質部長,曾用很大精力抓地質工作,幾乎去過所有搞鈾礦地質勘探的地方)。
        試想毛澤東身為國家領導人,日理萬機,核閱各地各部會送呈的大量公文,但當他閱及此一有關次生鈾礦石公文,立即批示第二天召見劉杰,由此可見毛澤東是何等重視核武器;是年,赫魯雪夫率團訪問中國參加五周年慶典,10月3日在中南海頤年堂舉行的中蘇兩國最高級會議上,赫魯雪夫問:你們對我們還有什么要求?毛澤東乘機提出關鍵性的要求,告以:我們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赫魯雪夫愣住了,思想毫無準備,旋答以:……那么我們可幫助先建設一個小型原子堆(蘇聯于1958年援建了一座重水反應堆);次(1955)年1月15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決定發展核武事業〔注24〕。
        1964年10月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后,1965年1月9日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時,斯諾問「……你現在還認為原子彈是紙老虎嗎?」。毛澤東答以「那是一種說話的方式,一種形象化的說法。……」。顯然,毛澤東對核武的論述,可說是因時制宜。試想,接受斯特朗采訪時,中國面對美國「先進入」核武時代,而解放軍干部戰士大部份仍是文盲的天大反差下,作為領導人,將心比心,難道要長美國士氣,滅自己威風嗎?更何況1950年代,美國不但全面圍堵中國,動輒以核武恫嚇中國。1960年代除多次進行針對中國的核戰演習〔注25〕,甚至還將核彈運抵臺灣〔注26〕;反之,如果對外或對內講話,承認核武重要,那美國又要懷疑中國欲積極發展核武器。君不見,本世紀初的伊拉克,只因美國懷疑伊拉克欲發展核武,就遭美國先發制人打擊,而遭亡國滅頂之災。故毛澤東等領導人,當時一面隱匿中國重視核武的意圖,一面以極機密方式發展核武的作法,是決定命運的正確。 訪團赴蘇絡繹于途 中共政權成立之初,內戰仍局部持續,毛澤東就率團于1949年12月16日抵莫斯科,尋求經濟技術援助,于1950年2月14日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僅獲3億美元的貸款,但一年前波蘭卻獲得蘇聯4.5億美元的貸款〔注27〕。及后,在「一邊倒」加入社會主義陣營建立的共同革命理想,與參加韓戰對抗美國西擴的共同利益下,中蘇建立起緊密關系,使蘇聯愿意協助中國建立初級軍事科技。
        1952年底著名核物理專家錢三強率「中國科學院」代表團訪蘇〔注28〕。1954年9月9日彭德懷同劉伯承率粟裕、陳賡等組團訪蘇,參觀原子彈實地軍事演習〔注29〕。 1955年1月20日,中蘇簽訂《關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放射性元素的尋找、鑒定和地質勘察工作的議定書》,依協定中蘇兩國將在中國境內合作普查勘探,由中方開采,鈾礦石除滿足中國自己的需要外,其余均由蘇聯收購(此后大批蘇聯地質專家來到中國,協助進行鈾礦的普查勘探)。同年4月27日,以劉杰、錢三強為首的代表團在莫斯科,與蘇聯簽訂《關于為國民經濟發展需要利用原子能的協定》。
        1956年8月17日,中蘇簽訂《關于蘇聯援助中國建設原子能工業的協定》,依協定蘇聯將援助中國建設一批原子能工業項目和一批進行核科學技術研究用的實驗室。1957年5月,Vorbiev率領十幾位核物理專家抵華工作〔注30〕。同(1957)年9月7日,以聶榮臻為團長,陳賡、宋任窮為副團長的代表團訪蘇,歷經35天的談判,10月15日中蘇簽訂《關于生產新式武器和軍事技術裝備以及在中國建立綜合性原子能工業的協定》「(簡稱《國防新技術協定》(此后蘇聯先后向東風基地派出三批技術專家、近二千人)〔注31〕!秶佬录夹g協定》簽訂18天后,11月2-21日,毛澤東率鄧小平、彭德懷等組團訪蘇,參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慶祝大會〔注32〕。1958年9月29日,中蘇進一步簽訂《關于蘇聯為中國原子能工業方面提供技術援助的補充協定》(簡稱《核協定》)。此協定對前述《國防新技術協定》內有關項目的規模、設計完成期限和設備供應期限有大致的確認,多數項目應在兩年內完成〔注33〕。
        1958年10月22日,海軍政委蘇振華為團長的代表團訪蘇,經由艱苦談判,1959年2月4日,中蘇簽訂《關于蘇聯政府給予中國海軍制造艦艇方面新技術援助的協定》(簡稱《二?四協定》)。 依此協定,蘇聯同意售予中國海軍五型艦艇(常規動力導彈潛艇、中型魚雷潛艇、大型和小型導彈艇及水翼魚雷艇)、兩種導彈(潛對地彈道導彈和艦對艦飛航導彈)以及這些艦艇的動力裝置、雷達、聲納、無線電、導航器材等51項設備的設計技術圖紙資料和部分裝備器材,并第二次有償轉讓幾種型號潛艇的建造權及部份器材裝備這些項目的制造特許權,中國海軍領導人為此興奮不已!抖?四協定》的實施,使中國的海軍建設,邁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也使中國成為世界上能夠成套自行設計建造潛艇的少數國家之一〔注34〕。
        全力發展國防科技 1955年4月聶榮臻與彭德懷聯名向中央報告,要求籌建第二殲擊機制造廠、噴氣式輕型轟炸機制造廠、發動機廠等。1956年8月,中國仿制米格-17飛機成功〔注35〕,同年起中國建立航空材料、空氣動力、風洞、飛行試驗等一系列航空工業的基礎研究所〔注36〕。1958年時,中國航空工業建成13個大型企業,其中包括2個飛機制造廠、2個航空發動機制造廠、以及與飛機制造廠配套的航空附件、儀表、電器等工廠;至于海軍裝備,1957年成功制造1,000噸級的中型常規魚雷潛艇〔注37〕。
        1958年藉由進口配件成功仿造四艘國產的第一代火炮護衛艦〔注38〕。1960年前后,中國造船工業相繼成立了船舶科學研究所、船舶產品設計院等科研設計機構,建成了艦船、動力、水中兵器、導航儀表等13個大型企業,可自行設計建造反潛護衛艦〔注39〕。 1958年春,中國自北韓調回精銳的志愿軍第20兵團,拔赴內蒙額濟納地區建設導彈試驗靶場。當時,近十萬人在大漠安營札寨,日夜趕工,用二年零六個月的時間,完成蘇聯專家預言要用十五年才能建成的數千座建筑物的基地(蘇聯專家原先是以此龐大工程的建設遷延費時,以拖延技術援助,因為蘇聯的援助是有時間條件,他們斷定中國短期內不會完成靶場的建設)〔注40〕;此外,在蘇聯專家的協助下,開采礦石的鈾礦場、粉碎礦石的水冶廠、提取二氧化鈾和制作核燃料棒的核燃料廠、制造濃縮鈾的核擴散廠、制造原子彈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及核實驗場等核工業主要工程項目的基礎工程和附屬工程,均于1958年5月后陸續開工建設〔注41〕;1957年12月,蘇聯將兩枚「P-2」型導彈(射程590公里、當時蘇聯先進的是「P-12」導彈)及其器材運交中國。1958年6月蘇聯續運交首批「P-2」導彈武器系統的圖紙資料。8月蘇聯專家多人抵華協助進行仿制。9月在空軍建制下成立導彈學校。11月20日蘇聯再陸續運來生產圖紙、技術條件、計算資料、標準件、工藝規程、和部份工裝模具、試驗設備及冶金資料等約一萬冊。中國科學家努力翻譯并設法仿制〔注42〕;同(1958)年9月,蘇聯援助的7000千瓦實驗性重水反應堆和1.2米直徑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交付中國使用〔注43〕。
        優先建立重工業 從百年列強侵凌血的教訓,落后不但就要挨打,甚至還要遭致裂解,故基于國家的長遠利益,自強的首要目標就是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建立強大國防力量的基礎是要有重工業。因此,建立自主的重工業體系,是1950年代中華民族的唯一選擇。 如前所述,「一邊倒」與「抗美援朝」的外交大戰略,尤其是后者,戰爭同盟的友好政治氛圍,使蘇聯愿意協助改善中國的工業落后狀態,故蘇聯是在中國加入韓戰后,才決定對中國提出141個援助項目。毛澤東等領導人也抓住此一百年歷史機遇,1952年底蘇聯同意援助中國建設和改造50個重點項目,1953年5月15日簽訂蘇聯援助中國發展國民經濟的協定,同意再援助和改建91個工業企業〔注44〕。1954年10月,蘇聯給予中國5.2億盧布貸款,并擴大前述141項工程的設備供應范圍,同時再增加15項新工業項目,此即1953-1957年間第一個五年計劃(簡稱「一五計劃」)蘇聯援助的156項工業項目(后經多次商談,最后實際確定為154項,但因156項公布在先,故以后仍稱156項工程)。蘇聯對這些重點工程的建設,從勘察地質、選擇廠址、搜集基礎資料、設計指導、供應技術資料、建筑安裝、開工運轉到建成投產,均給予全面的援助,且提供必要的資金與設備。此外,東德、捷克、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也提供了共68項工業項目機器設備的援助〔注45〕。斯時,蘇聯向中國提供機床、起重機、空氣壓縮機、水泵、柴油機、發電機、汽車、農業機械、工具和其他貨物,中國則以硫磺、水銀、燒堿、焙燒蘇打、大米、茶葉、毛制品等償還〔注46〕。
        1958年5月,一機部部長汪道涵率團前往莫斯科,商談蘇聯援助中國第二個五年計劃項目。8月8日,中蘇兩國在莫斯科簽訂《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技術上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和擴建47個工業企業的協定》。同年11月10日開始,對外貿易部部長葉季壯率團在莫斯科,進行請蘇聯供應成套設備項目的談判。1959年2月7日,周恩來同赫魯雪夫在莫斯科簽訂《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在技術上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建設和擴建78個工業企業的協定》〔注47〕。 工業科技跨越半個世紀 1950年,中國工業生產技術水平十分落后,工業產品的產量,如鋼鐵、原煤、原油等,與西方列強資本主義國家相比,要落后一百年。 斯時,蘇聯協助的156項重點工程全部是重工業,到1957年底有135個已經施工建設,有68個已經全部建成和部份建成投產。至于東德等國的68個工程項目,1957年底有64個已經施工建設,有27個已經建成投產。這些建設項目是中國工業現代化的骨干,其中許多是過去沒有的新工業,包括飛機、汽車、發電設備、重型機器、新式機床、精密儀表、電解鋁、無鋒鋼管、合金鋼、塑料、無線電和有線電的制造;156項重點工程項目中,包括機械工業、冶金工業、化學工業、能源工業、輕工業、醫藥工業和軍事工業,其中軍事工業共44項(分別是航空12項、電子10項、兵器16項、航天2項、船舶4項)。就個案而言,包括鞍山、武漢、包頭三個大型鋼鐵聯合企業的多項重點工程、長春第一汽車制造廠、武漢重型機床床廠、哈爾濱汽輪機廠、蘭州煉油化工設備廠、洛陽第一拖拉機制造廠等機械工業企業。 這些新工業的建立,改變了中國工業的原始面貌,為中國實現工業化打下了基礎。以機械工業為例,有飛機、載重汽車、客輪、貨輪、容量1.2千瓦的成套火力發電設備、1.5萬千瓦的成套水力發電設備、容量1,000立方米的高爐設備、聯合采煤機、200多種新型機床、自動電話交換機、以及全套紡織、造紙、制糖設備〔注48〕。
        1956年周恩來說「由于努力向蘇聯學習的結果,我國工程界現在已經學會了許多現代化的工廠、礦井、橋梁、水利建設的設計和施工,在設計大型機械、機車、輪船方面的能力也有很大提高〔注49〕。是時,獨立設計制造的工業技術水平大幅提高,1957年中國已有能力設計建設一些比較大型的復雜技術工程,例如年產150萬噸鋼的鋼鐵聯合企業、年產250萬噸原煤的大型煤礦、年產7.5萬噸合成氨的化肥廠、總容量100萬千瓦的水電站、65千瓦的火電站等;獨立設計建造1,000立方米的高爐與獨立制造大型精密磨床等〔注50〕;此外,1955年以前,中國在原子能、噴氣技術、電子學方面還是空白,但1958年底時,中國已經有了實驗型原子反應堆和回旋加速器。另外也順利進展有關導彈、火箭、電子計算機的研制〔注51〕。
        短短十年不到,中國工業技術一下子跨越了近半個世紀〔注52〕。 蘇聯撤回專家 中國國防科技與工業技術的進步,一日千里。蘇聯不可能容忍中國的日益強大,因此無論是什么理由,切斷技術援助的時間遲早會來到。1959年9月15-28日,赫魯雪夫第一次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舉行了三天會談,會后發表公報;9月30日赫魯雪夫最后一次訪問中國,第二天與毛澤東會面,正式告知蘇聯正考慮撤回專家的問題〔注53〕。1960年7月6日-8月23日,中國核工業系統的233名蘇聯專家,全部撤離中國,并帶走重要圖紙資料〔注54〕。
        社會成本 為能自蘇聯大規模引進國防科技,在「一邊倒」塑造同屬社會主義陣營中蘇友好的政治氛圍下,中國也為「一邊倒」政策付出了那個時代的社會成本。例如,在「一邊倒」親蘇政策下的「百花運動」,某些學者認為應少一些蘇聯的學術統治,多接觸一些西方的論述,甚至抨擊蘇聯學術和蘇聯專家在中國居于統治地位,從而遭致嚴厲打擊〔注55〕。 斯時,留美著名學者錢偉長,在當時有關教育政策的大辯論中,就堅持己見地大肆反對照搬蘇聯的教育制度,其觀點專文曾于1957年刊于《人民日報》與《光明日報》〔注56〕。然而,就微觀(Micro)角度而言,錢偉長可能因未涉及外交工作,不知蘇聯駐北京大使館的外交官、武官、國安官員、顧問、及主管教育文化、財經等各級官員,肯定是將當時中國政情與社會輿情,向莫斯科其原各對口單位匯報,相關分析報告與電報可說常年有如雪片。莫斯科當局綜合所獲各種情資,匯整研析后據以擬定其對華政策。俄人研判若非認為中國真的是「一邊倒」靠向蘇聯(包括高等教育制度偏向俄式),中國是不可能獲得蘇聯大力的各項支援。例如1957年9月聶榮臻所率代表團于9月7日抵莫斯科,9日開始分軍事、原子、導彈、飛機、無線電等五組同時與蘇聯談判,14日蘇方提交了協定草案(即10月簽署的《國防新技術協定》)。當時,蘇方談判代表團團長Pervukhin就對聶榮臻說,這種協定在蘇聯外交史上是第一次,那是因為中國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注57〕。
        故就宏觀(Macro)角度而言,當時中國能獲得蘇聯如此大力援助,以從事國防科技與重工業體系的建設,那是中華民族百年的機遇!在這個意義上,身為清華大學副校長及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的錢偉長,參與國家機要,似未能著眼大局,反以其社會地位與影響,反對蘇聯的教育制度,從而被劃為大右派。就類此錢偉長的個人而言,可說是中國在那個時代所付出的社會成本。 及后,錢君困頓十余年,1979年平反,1983年鄧小平親署錢偉長出任上海大學校長的派令〔注58〕。 清季洋務運動失敗 清季1860-1895年間,滿清中國也曾推動一次國防科技引進的洋務自強運動,斯時最高統治者慈禧太后葉赫那拉氏,昧于當時的世界潮流,但卻洞悉人性,工于心計,熟諳權力場上的帝王之術〔注59〕,于奪權、保權、擴權,無所不用其極,統御群臣「權奇英斷,足以籠絡一世」,揮金如土,喜好虛榮奢華,但于影響民族存亡之洋務自強大事,卻「才地平!埂沧60〕。是時,我國重金禮聘法國海軍軍官德克碑(Neveve D'Aiguebelle)與日意格(Prosper Giguel)協助,于1876年成立海軍造船工業「福州造船廠」〔注61〕。
        但趙孟能貴之,趙孟能賤之,法國因參與「福州造船廠」的建廠,故我國海軍對法毫無國防機密可言。及后法國侵略我國,乃于1884年派其遠東艦隊將「福州造船廠」全面摧毀。北洋艦隊則于1895年的甲午海戰,遭日本殲滅。三十年洋務自強運動心血,付之流水,影響所及,因喪失民族武裝自衛的能力,遭致日本狼子野心入侵半個世紀,中國人所受苦難,說不盡,寫不完。 1950年代國防科技大引進成功 這一次的國防科技與工業技術大引進,較1860年代洋務運動時的國防科技引進困難千百倍,因為此時中國與世界的科技差距拉大。同樣是從無到有,但1950年時的西方科技已能造出現代飛機、軍艦、潛艇、航空母艦、甚至原子彈。因此,這次毛澤東干綱決斷,以「一邊倒」與「抗美援朝」大外交取得俄人信任。毛澤東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抓住此一千載難逢的機遇,派團絡繹于途,前往蘇聯,競相爭取援助。如前文所提,毛澤東并親自向赫魯雪夫開口,稱中國對原子能、核武器感興趣,……。對在華的蘇聯專家,生活上悉心照顧,從而使蘇聯愿意在一定層次內的技術領域提供大規模援助。
        這次國防科技引進的重要意義如后:一、籌辦「哈軍工」,低調機密地為日后國防高科技培育人才。二、國防科技與重工業技術的全面引進建設,規模之大,前所未有。1950年代的十年間,約有一萬名蘇聯專家在華工作,約有2.8萬名中國技術人員和熟練工人前往蘇聯受訓〔注62〕。三、優先發展重工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1953-1957),重工業基本建設投資占工業基本建設總投資的85%,占工農業基本建設總投資的72.9%〔注63〕,從而建立初步的重工業體系,為自制近代武器裝備奠下堅實基礎。四、毛澤東以降中央各級領導,不尚奢華,崇尚節儉,為強國而全力支持國防科技的引進,科學家們亦無私奉獻,工程人員則努力學習新技術。此一國防科技大引進的國家意識及實現,是清季洋務運動所遠遠無法比擬的。 如果錯過這一次 雖然歷史不能回頭,但可做事后的合理檢驗。例如,當時如果中國外交游走于美、蘇之間,則因無法獲得美、蘇其中任何一方的高度信任,故中國不可能從美、蘇任何一方獲得類似蘇聯于1950年代及予中國的大援助;如果是「一邊倒」的靠向美國,以美國資本主義政治體制,一則國會眾口雜舌地審議難以通過。二則任何高科技的工業技術移轉,在資本主義體制下是要付出天價的專利轉讓費。更何況在美國遏阻中國振興的國策下,即使中國愿意支付天價的專利費,也是買不到的。例如1980年代中美關系熱絡,但在1989年以前整整十年的中美政治蜜月期間,中國是連一件主要武器也未買到〔注64〕。故中國當時即使采行「一邊倒」偏向美國的政策,也不可能從美國那兒獲得類似蘇聯1950年代的援助。 事實上,不但是「一邊倒」,而且是參加韓戰,十萬將士埋骨異域,戰時與蘇聯建立起的革命情感,方換得史大林信任,愿予中國一定程度內的大力援助,但蘇聯最后仍于1960年7月棄盟背信的撤離援華專家。換言之,即使是以「一邊倒」的政治結盟與「抗美援朝」為蘇聯頂住東方威脅的代價,所換得的蘇聯援助,也只有短短十年不到。蘇聯拒絕援助核武器、核潛艇等尖端國防科技,在某些關鍵技術也有所保密,欲使中國仿制的是蘇聯第三線甚至是停產的裝備,而非第一線或第二線的最新裝備〔注65〕。惟但無論如何,獲取蘇聯的援助,使中國從無到有地建立了初步的重工業體系與國防科技?偟膩碚f,如果錯過這一次的十年機遇,或未努力把握這十年機遇認真學習,則中國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可能將長期處于落后狀態。 強國夢 毛澤東作為中國的領導人,他的重大決策,無論正面或負面,例如「一邊倒」、「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抗美援朝」、「發展國防科技」、「發展核武」、「建立重工業」,或災難性的「三面紅旗」與「文化大革命」,晚期的「中美建交」及第三次起用鄧小平等決策,都影響甚至決定中國的命運。對1949-1976年間的中國而言,可說成也毛澤東、敗也毛澤東。
        就成也毛澤東而言,當時新興的中國共產黨人,外要抗拒美國對新疆與西藏少數民族的顛覆(1950年代美國曾策動達賴出走并援助西藏叛亂),內要防御蔣介石國軍的沿海突擊與反攻大陸,且全國文盲眾多,經濟又是歷經五十年戰火的摧殘,其所處的大環境當遠較元明、明清改朝換代艱險。
        在毛澤東等共產黨人的領導下,勤儉建國,壓縮全民奢侈消費,優先發展重工業,極密發展國防科技,從而建立了初步的國防工業,這在十年前的1950年,是不可想像的。 回顧1950年代國防科技與重工業大引進的這段歷史,宜實事求是,以事實結果檢驗歷史。
        回首往事,當時毛澤東高瞻遠矚的外交政策,可說是那個時代的唯一選擇,它為中華民族爭取到國防科技與重工業百年未遇的建設機會。在毛澤東主席與周恩來總理等一代領導的爭取引進與規劃,錢學森等一代科學家的無私刻苦奉獻,廣大工程技術人員與建設兵團等的萬眾一心,艱苦學習新技術,爭分奪秒地珍惜這十年,才使中國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一下子跨越了半個世紀,從而為日后中國的國防科技與重工業體系的建立,奠下堅實基礎。那是一代中國人壯烈篇章的強國夢,是我們民族的光榮與驕傲。
        (責任編輯:官網總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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